高伯雨先生
编者按
高伯雨（又名贞白，-）是一代掌故大家，同时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情有独钟。许礼平先生熟稔高伯雨生平和思想，以活泼的文笔将他与鸳鸯蝴蝶派特别是小说家李涵秋的因缘娓娓道来，使读者得以领略“一个骨鲠的自由学者”的不俗识见和特立风采，亦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话题和资料。本文原刊《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年版），感谢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发表。
高贞白和鸳鸯蝴蝶派
许礼平
上世纪80年代，高贞白喜与友朋在香港鹅颈桥的“欢乐小馆”雅聚，逢星期二中午举行，曰“星二茶座”。有一回雅集中，有人说起钱塘潮，接着也有说广陵潮。而浅陋如我，在年也曾随虚白斋主人刘作筹先生去海宁观赏过钱塘潮的波澜壮阔，大气磅礡。但广陵潮谁见过呢？高贞白先生接过话，说：“我看过！好睇呀！”这话使众人停了话，都愣住了！
要知在唐中叶以前，扬州（古称广陵）、镇江一带长江上的广陵潮，较后来钱塘江潮更加波澜壮阔，令骚人墨客写下许多诗篇。但广陵潮在唐大历年间完全消失，地貌已变，“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一千二百多年之后，高先生怎么看得到呢？在座众人不解。高先生以其不疾不徐的习惯语调作解释，说看的不是大自然的广陵潮，是李涵秋的《广陵潮》。众人给逗乐了，高先生的话题也从《广陵潮》转到李涵秋的身世，继而讲到鸳鸯蝴蝶派。
年8月10日
高贞白与一众老友在香港鹅颈桥欢乐小馆饮茶吹水。
左起：许礼平、王汉翘、林翠寒、高贞白、刘作筹、翁一鹤
于是听众就从一个惊异转入另一个惊异，惊异的是这位惯谈典实的掌故家，却在赞谈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而且，高先生对鸳鸯蝴蝶派每一位作者的身世和作品都十分熟悉和肯定，他也蔑视时流的评论。有人以时流的批判相询，高先生也懒得细加回答，只摇头一笑说：“言语欺凌，那不必认真。”按理，掌故学是史学旁枝，崇尚的文字当是朴实的，但掌故家高贞白却能出乎意料地去称赏那些虚构的小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把这事联系到高贞白的整个人生﹐却发觉高先生作为一个骨鲠的自由学者，这当中自有其个性的表征。在举世滔滔鄙夷和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年代，他不盲从附和，坚持“从吾所好”。对那些大批判的上纲上线付之一笑：“言语欺凌，那不必认真。”这种精神就是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其往矣”的坚持。
以下，是把高贞白先生一生中一些可以作为表征的事例统合而言。
马克思主义与鸳鸯蝴蝶派并重
高贞白的少年时代，是马克思主义与鸳鸯蝴蝶并重的时期。定庵诗“亦狂亦侠亦温文”，庶几似之。
少年高贞白年入澄海县立中学（四年制）读书，高先生曾说年6月，“杜国庠先生回到故乡做澄海中学校校长，开课后不到一个月，我已经和他混得很熟，名为师弟，实则朋友”（见《六十年来的香港物价》，《听雨楼随笔》〔柒〕，第页）。
杜国庠（-）又名杜守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史学家。早岁留日，归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执教鞭。年2月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太阳社成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曾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编左翼刊物《中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致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
杜国庠（图片来源：潮人在线网站）
高先生曾忆述他在澄海中学时参与爱国行动，说：
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后，澄海驻有不少党军，革命气氛弥漫，今日开会打倒土豪劣绅，明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到十二月廿三日，学校里的老师李春蕃（今日之柯柏年）召集一群前进青年，先训我们一顿，讲话内容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者的以文化侵略急先锋，我们要打倒列强，就要压止他们传教活动。我们到教堂捣乱。这个“我们”，是指一帮前进青年（包括高贞白自己），而这个所谓“捣乱”也很温和。这位李老师只是“约好了我们几十个好事盲从的青年，十二月廿四日到城内外各教堂唱双簧戏，神父讲耶稣，我们在旁讲打倒帝国主义。所谓捣乱者，如是而已，甚为温和，未演成双方大打”。这是澄海中学时期的革命氛围。少爷仔也受感染而参与了“革命”行动。高先生说“因为形势对我们有利，地方上有党军，冇有怕”（见《圣诞怀旧》，《听雨楼随笔》〔肆〕，第页）。
按：高先生说的党军，是当时开入潮汕的国民革命军，简称民军、党军，又称东征军。而陈炯明的部队则称为粤军。这次领导捣乱的老师李春蕃是潮安人（大革命失败后赴沪改名柯柏年），比高先生大两岁，是杜校长带来的人。这位李老师和杜校长除了去教堂捣乱，又成立“汕头收回教育委员会”，收回汕头的华英中学（英教会学校）改名南强中学作自办。这位李春蕃老师，还曾带领高先生的二十多位同学，以旅游的名义步行去海丰学习农民运动经验。这些下乡的同学返校后大多加入共产党，更成为澄海共产党骨干。
要紧的是，高先生的爱国行动并不是出于“偶然心事”的冲动。高先生当时确是自命为进步，“开口闭口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据他自言：“当时有位同乡翁君，在伦敦做抽纱生意的，他曾取笑我道：‘六少爷是富家子，共了产你就知味了。’我答道：‘我不希罕家产，人人有饭吃，不是好过我有吗？’”（《从〈甲寅杂志〉谈到章士钊》，《大成》第37期，第35页）
其实，高先生当时所醉心的“马克思学说”，未必是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精神，只是以传统儒家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为基础﹐附会地去接受糅合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他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把马克思学说和人道主义、礼运大同等传统思想糅成普遍正义的统一。这做法不止高先生个人，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普遍传播的理解。
高先生早年的左倾，是在有比较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国民党的“约法之治”和“训政”的谠论，以及独裁的形成，他是嗤之以鼻的。事实上，国民党没有一套完好服人的理论，遂令许多人才都向左倾了。
但到了30年代，高贞白先生却又是游离远引，寻回“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身份了。高先生很注意个体存在和自由，后来他庆幸自诩“没跟杜国庠走”。
可以说，从30年代直到60年代，高氏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许多事又是不肯苟同的。这些都可以从他的交往和文字中感受出来。慢慢地，对于“党争”他自己是处于一种超然的状态了。他给朋友录过一首黄庭坚的诗：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乙宫壁二首》）当中可窥见其心境。这也可以解释他何以写稿不分左右，即使是人多忌讳的第三势力的刊物，他也是在所不拘的。
一个偏左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会被极左分子仇视的。他也曾被恶蛇咬过一口，那是50年代初的事，我从前写过，在此不再说了。
他的掌故学和文艺观都是由个人兴趣衍变而成的，他在《大成》杂志有一段自白：
壬戌（一九二二年）以前，我是个十分孤陋寡闻的“少爷仔”，只会读些古文、经书、章回小说、林译小说和临摹碑帖。壬戌年家里请来林姓塾师（澄海人林屏周）。上半年我读书可说万分自由，读自己欢喜读的。因为不必应付背诵的压力，……我的时间腾下来的就多了。其时，直奉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大厮杀前一两个月，张作霖、吴佩孚、曹锟、梁士诒四个主角，大开笔战，互相通电攻击。那些电文也有写得颇像《古文观止》的，我就从报纸上抄录下来。按：吴佩孚电文都是骈散并用的，如第一封五日“歌电”，隔了两天的“庚电”，第三次十日发“蒸电”、十一日“真电”更是直接给梁氏个人的，有说：
……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这里的“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是套韩愈《祭鳄鱼文》的句式，韩愈文是：“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
以后还有十二日的“文电”的警句：“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这“燕啄皇孙”，是当年骆宾王《讨武瞾檄》骂武则天是赵飞燕的句子：“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而梁士诒别字燕荪，则这“燕”字巧能双关了。电文的结句一问“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也是套用《讨武瞾檄》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高氏自言，论列这些骈四俪六，自然要参考事实，这就成为他的掌故学的开始了。
而对鸳鸯蝴蝶派的向往，这又要回顾本文开始所述的事情。
在高先生热心地跟杜国庠、李春蕃参加实际行动的同时，他已经喜爱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正沉迷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中”（林熙《“小说大王”李涵秋》，《大成》第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向往是高先生精神上的一片“自留地”。那时他和毕倚虹就有书信往来，即所谓“神交”。（正因为太了解毕倚虹，四十年后为了毕氏的《事略》，却在香港引起一次笔战。这似乎是他唯一的一次笔战，最终由当年鸳鸯蝴蝶派的郑逸梅，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古与今”刊文，证明高先生所言属实。）
再者，他爱好骈俪文字，前文谈吴佩孚的电文时已说过了。而“鸳派”中人也是颇不乏此的，高先生自然会留意。至于高喜欢那些骈俪小说的文字，既往也曾有所自道，只是出现的频率不高，读者就少留意了。
曾有人问及高先生如何看待“鸳派”的有关评论，本来高先生是说过“言语欺凌，不必认真”，但“暴力”者是谁？高先生并未说明。
据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49号（年9月11日）说过：
新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谈起上海那些无聊的“小说匠”，我那朋友说：“你们称他们为‘文丐’，似乎还嫌太轻描，照他们那专好迎合社会心理一点而观，简直是‘文娼’罢哩！”（西谛《“文娼”》）“鸳派”是无组织的，一些人只顾撇清自己，自然也没有人理直气壮地回应指责。不过郑氏指责的“专好迎合社会心理”，这却是实情，但任何面世的东西又怎免得了社会的“功利”呢？“专好迎合社会心理”是“鸳派”的社会性的表现，又何罪之有呢？挞伐之言说得太高调，是不食人间烟火？可知道年鲁迅以《怀旧》投稿于《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叶圣陶用叶甸笔名及刘半农以半侬笔名都曾投稿于《礼拜六》……再说，“文娼”的称呼，也很见骂者的气焰了。
穷文人为衣食奔走，不能不有“功利”的意识，这算不上是其心可诛的事。那个年代，海上漱石生（孙家振，字玉声）为上海的游乐场“楼外楼”策划节目和戏单，周瘦鹃为先施百货办《乐园日报》，包天笑为永安公司办《天韵报》，凡此种种，虽是求升问斗，但都对社会有正面的作用。
至于有人指责鸳鸯蝴蝶派是“诲淫”，这就更不知从何说起。
“鸳派”是注重爱情，但也留意女权，陈蝶仙编《女子世界》、高剑华女士办《眉语》、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等妇女刊物，都是能进入知识家庭的杂志，登载的都是当时上海名媛，有女诗人、女画家、女小说家等的照片，如陈小翠、吴青霞、方君璧、冯文凤、顾青瑶等等，还辟有《闺秀诗话》及《欧美才媛小史》等专栏。
也许“诲淫”之说，不是指这妇孺刊物吧？而小说方面，自然是多写爱情和对封建婚姻的反抗，这些主题就和巴金的《家》、《春》、《秋》相似，只是因用文言去写便被视为腐朽、诲淫了。
高伯雨主编的《大华》杂志（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事实上从社会事务到个人感情，从高先生身上都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和“鸳派”爱情小说的影子。高先生少时即与毕倚虹为笔墨之交，到60年代，更为澄清毕倚虹的《事略》而回应笔战。而在办《大华》时，又向“鸳派”硕果仅存的人物如陆澹安、郑逸梅等约稿。到70年代，是高先生力促包天笑完成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和《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并为之刊行，而这两书都极具历史文献的价值。这些都说明了高先生和“鸳派间的感情”。
李涵秋的《广陵潮》
弄清了高先生和“鸳派”的背景和渊源，那要回到谈李涵秋的《广陵潮》了。
李涵秋是“鸳派”五虎将之一（另四位是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广陵潮》是“鸳派”“四大说部”之一（其他三部是徐枕亚《玉梨魂》、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张恨水《啼笑因缘》）。《广陵潮》原名《过渡镜》，先后在汉口《公论新报》、上海《大共和日报》和《神州日报》连载。全书一百万言，共分一百回，写当时（清末民初）扬州云、伍、田、柳四家人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
而文化界对李涵秋《广陵潮》的评价，也是极为纷纭的。
像徐文滢发表在年12月《万象》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中有评价说：
《广陵潮》走着略略近于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的道路，虽是洋洋百万言，由于文字技术的不洗炼，很少可取的地方。这书反映着清帝国溃亡的社会现象却很有力量，因此它写扬州光复前前后后，特别是革命党人的牺牲诸段，都相当动人。写迂儒丑态不免过度夸张，连刻薄的程度也够不上，因为不易令人信是真情。至于主人翁云麟的恋爱故事，写得很有点像《红楼梦》的细腻，亦有一二段叫读者流泪的。大概全书十六大册中，勉强可以选出十六分之一可读之处。李涵秋其他著作还很多，几乎没有一部更象样足述的。不过胡适的评价说法就不同：
民国成立时，南方的几位小说家，都已死了，小说界忽然又寂寞起来。这时代的小说，只有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可读，但他的体裁，仍旧是那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只这两者比较，其差别就已很远了。对此，只有用高先生的话回应：“言语欺凌，那不必认真。”
李涵秋《广陵潮》书影，上海震亚书局版
年高先生尝撰《“小说大王”李涵秋》一文，谓：
我常说民国初年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能深入民间，一般人易于接受，新文学未能打入社会民间，只能吸引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欣赏。新文学家主张要严肃对待文学，文学作品中如有消闲意味的就不是好文学，这是他们的偏见。新文学中又分左右，左的还主张文学要为人民，为政治服务，甚至远推到为马、恩、列、斯主义服务呢。这又是新的“文以载道”了。我并不反对“文以载道”，也不反对文学为什么人服务，文学是一种工具，什么人都可以欣赏它，利用它，但绝不容有人霸住它，自称霸王，要人人跟着它走。左派的文学自称革命的，进步的，民众如需要它，可以存在。主张消闲文学的鸳鸯蝴蝶派，如果民众需要它，亦可以存在。两大流派中，有优秀的作家，也有堕落的作家。各有各写他的作品。高先生在该文还摘录了年6月10日《大公报》副刊“集锦”刊载《张恨水旧事》末段：
张友鸾说起，有一个大文学家的母亲，喜欢读张恨水的著作，并且问过这个大文学家，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那样的著作？这个大文学家笑笑说：“他写他的，我写我的。”我碰到张友鸾的女儿张钰，我问她，那个大文学家是谁？她笑笑道：“这个大文学家就是鲁迅。”高先生说：“鲁迅的母亲为什么问她的乖仔何以不写张恨水那样的著作，答案很简单，周老太太看不懂大文学家那些诘屈聱牙的字句，因为文字拗口，不容易读，也许陈义太过‘高深’，太过深刻，非有文学修养的人看不懂罢。这件事我现在才知道，但远在四十五六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据说常在《语丝》写稿的川岛（其人名章廷谦，绍兴人，鲁迅的学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才死，年在七十八九之间），有一次问太师母周老太太读过《呐喊》没有，周老太太答道：‘读过一些了，不知它说的是什么，不如读《广陵潮》有趣，不忍释手。’”
李涵秋中年小像
大文豪的妈妈是旧时代的妇女，不大明白儿子写的《呐喊》，“不知它说的是什么”，反而喜欢读新文学家贬斥的“鸳派”小说《广陵潮》。这是高先生所说“鸳派”小说在民国初年“能深入民间，一般人易于接受”的社会实况。《广陵潮》是当年的畅销书，几年间再版二十多次。
60年代，高先生尝撰《李涵秋和他的小说》一文，对李涵秋和《广陵潮》的评价，相当中肯。他说：
到底李涵秋的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怎样呢？据我看来，除《广陵潮》较好外，其它都写得并不好，单是这部书，就可以使作者在中国小说史中占一个小小的地位了。《广陵潮》是一部数十万言的大著，李涵秋在世时，一集一集的跟着出版，全书未完，到他死后，由程瞻庐为他草草续成若干回便算了事……。《广陵潮》里面的人物很多，记得是写清末民初扬州一个破落户少爷，和他的表妹淑仪相恋，但这个女子早已和一富家子订了婚的，后来那个富家子因革命而被枪毙，淑仪守寡，终未能与表兄成为眷属。这个故事是以悲剧收场的。李涵秋写此书时，颇能一气呵成，没些儿松懈，而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又描写得十分深刻，使读者对于书中那两个男女主角起了很大的同情心，说它不是文学作品，似乎不很公允。但高先生也不护短，指出此书的毛病：“但全书的坏处就是因为要拉得长，所以处处都夹杂些无聊的描写，摭拾街巷趣事插入其中，因此这部书的文学价值不算很高，充其量只是流行的通俗小说中较好的一部罢了。”
高先生对《广陵潮》的推崇，除了是因为文字上的细腻干净，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共鸣。年符霖的《禽海石》、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年吴双热的《孽冤镜》、李涵秋的《广陵潮》，乃至巴金的《家》、《春》、《秋》等，都是写婚姻遭受礼教、门第、家族、金钱等势力阻挠而造成痴男怨女的不幸。所谓“未免有情，谁能遣此”，高先生自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了。
李涵秋行书七言联
但有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广陵潮》是一部揭露封建礼教害人的通俗小说，把许多史事都如实写来，如书中反映辛亥革命、洪宪、张勋复辟、白话文运动等等当时的史事，展现咸同以来七十多年间的稗官野史、中下层社会风情、闾巷习俗，那是一种当代的世情。正如张恨水年在《广陵潮》再版序中说：“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
而书中云家少爷云麟被诬告为革命党，伍家千金伍淑仪先嫁的姑母的儿子富玉鸾也是革命党，婚后不久富玉鸾被捕下狱死在南京，伍小姐想再嫁云公子又怕人闲话，寄情佛典，含恨而卒。书中所述的这些情节，与高先生喜前进，喜谈马列、共产的左倾情怀颇为相近。高先生也爱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官场现形记》、《廿载繁华梦》等揭露小说，论手法《广陵潮》似更尖刻了。
记忆中，高先生在看旧派小说时，常常为小说的人物作考证，对人物原型进行索隐，所撰文字大多收入年出版的《读小说札记》一书中，亦有散见于其他杂文的。
五四以后，鸳鸯蝴蝶派被围攻，被视为一个不光彩的名词。很多“鸳派”作家不敢承认自己是“鸳派”，甚至辩称自己只是“礼拜六派”。相对而论，当年高贞白在“欢乐小馆”说“言语欺凌，不必认真”，回想起来，又该令人钦佩。
《掌故》第一至第五集封面
（作者单位：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图片除注明来源外，均为《掌故》第三集编者提供）
版面：程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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